中国鳞次栉比的超级工厂和密集的产业集群，生产出了现代生活，也创造了真正的财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各个超级工厂的出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积累的产物，也源于中国工业土壤的独特优势。中国是世界上兼具全产业链和丰富劳动力的国家，并且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们在工业发展上的优势，短时间内无可取代。

　　现在，我们打开手机，每天似乎总是被互联网领域的新闻吸引着目光。敲钟暴富的创业公司，此起彼伏的风口，各种商业模式的沙盘推演，甚至轶事八卦都被津津乐道。“互联网+”的后面，可以装进整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提到制造业，人们总是会称呼它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成了谈论这个行业的常用语。

　　可当我们真正走进中国的领先工厂，那里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叹。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空调，富士康高峰时期一天可以生产100万台手机，徐工集团和三一重工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的前五位，华熙生物等五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玻尿酸原料占全球总销量的86%，等等。从改革开放的百废待兴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有轰鸣的机器、繁忙的流水线的推动，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主要是靠制造业支撑的。198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5%，仅为巴西的一半。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巴西，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由工厂生产出来的现代世界里，却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特别是随着经济向前发展，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目标，工业仿佛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种声音很容易让我们把目光看向美国。美国从世界工业强国到去工业化，它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达80%以上，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弊端和制造业回迁的新闻。当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服务业而远离工厂时，我们如何看待制造业在经济和生活中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工业占GDP的比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先上升后下降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说：“农业的技术进步率是最快的，工业次之，服务业最慢。当农业技术进步时，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挤出劳动力。工业和服务业都接收劳动力。当工业技术继续进步时，工业产品多了，价格也下来了。挤出的劳动力就到了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走向经过了验证，美国的工业就业比例在上世纪50年代初达到巅峰，韩国的工业就业比例在90年代初达到巅峰。两国的工业就业比例随后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例一直保持上升。2009年，美国服务业就业比例已经超过80%，韩国也接近这个数字。

　　工业份额下降，并不等于工业不重要。工业创造真正的财富。姚洋说：“农业技术进步虽然很快，可它占GDP的比重小，产品单一，对整个社会贡献有限。工业生产无数种产品，当它的技术进步率比较高时，就会支撑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人均收入增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增加人均资本存量，一个是技术进步。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面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当资本回报率下降到新增资本刚好补充资本折旧这个临界点，就没有经济增长了。所以，人均收入增加的另一个方面技术进步非常重要。美国、日本及欧洲很多国家，资本积累的高峰期过去了，现在主要靠技术进步。我国的资本积累还有潜力，但趋向于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从哪里来，主要靠工业。”

　　工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撑。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超过80%，其中60%以上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美国的后工业经济不是不要制造业的经济，它依旧是工业强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比中国高，可它主要是低端服务业。制造业既是服务业的客户，也是服务业的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说：“没有制造业不可能有现代化。服务业中的创新也要依靠制造业的进步。比如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在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光电工业等基础上。”中国正在发展的服务业，也是朝着高端服务业的方向走。姚洋说：“中国的服务业里金融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工业设计也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它们都是伴随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工业的空心化为前车之鉴。它出现的原因不在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在于工业生存空间被挤压。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的CEO用削减开支、削减厂房、削减岗位的方法迅速抬高公司股价，在金融市场赚取高额收益，而不是通过生产优秀的产品，降低成本，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上创造更高的收益。在《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一书中写到摩托罗拉公司前CEO鲍勃高尔文的经营理念，他看中企业的长期增长和价值，员工是珍贵的资产。当企业经营波动时，员工不是被价格便宜的劳动力替代或者裁掉，而是整个职业生涯接受反复培训，来应对摩托罗拉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1986年，在面对日本的激烈竞争时，高尔文没有选择去高管们推荐的马来西亚建厂，而是在伊利诺伊州建新手机工厂。他还组建摩托罗拉大学，每年花费2亿美元培训从门卫到他自己的全部员工。可当他退休后，摩托罗拉逐步关闭了美国本土工厂。

　　缩减企业规模和大裁员让股东们获得高额回报，而数百万普通人的美国梦却分崩离析。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金融市场的力量真正控制了企业的命运，操纵了企业所拟定的战略，股东收获的回报，超过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资本胜利了，可是代价不菲。”姚洋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风险。“美国的金融业太发达了。资本追逐的都是最新的主题，所以美国的高科技非常强大，因为有大量资本支持它。汽车产业没有资本追逐，所以就衰落了。在中国，互联网是新东西，资本就会去追逐互联网，制造业好像不触网就要死掉。我叫它互联网焦虑。企业要根据情况有自己的节奏，思想不要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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